鸟巢
“小时候,从家一出来就能看到鸟巢,见证它从无到有,一点点建起来。鸟巢叫国家体育场,它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体育象征。”
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次承办S赛,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冠亚军决赛在鸟巢举行。于管泽元而言,那是他解说生涯迄今颇为难忘的一场比赛,也是职业生涯的重要一环。
决赛开场环节壮观而热烈,周杰伦现场为观众献唱,场面之盛大不逊色于任何赛事。
但对于很多中国电竞观众来说,那是一段令人百感交集的回忆。因为最终在鸟巢登场比赛的,是两支来自韩国LCK赛区的战队。
彼时,中国电竞正走在飞速发展的道路,以英雄联盟项目为例,更多资本进入职业战队,受众市场不断增大。次年举办的S8比赛中,iG在韩国为LPL赛区拿下了历史上第一个S赛冠军。
直至今天,英雄联盟仍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竞项目之一。此外,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项目的赛事也日渐红火。过去十年,中国电竞行业迎来了飞速发展。
2014年开始解说生涯的管泽元身处其中,真切感受到了变化的发生。“第一是受众影响,大家对电竞的接受程度更高。其次出现了非常多伴生的产业。另外,中国电竞项目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跟我刚入行那会是不一样的。”
解说
S12期间,管泽元的预测频频登上微博热搜。当然,LPL战队在S12的表现,没有几个人事前能预测正确。
“毒奶”是管泽元身上一张著名的标签,这起源于几次不成功但令人印象深刻的预测。实际上,他也有很多次预测正确,由于“幸存者偏差”,往往被人们忽略。
“大家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梗去玩,我也欣然接受。但认真讲,任何预测在没有出现结果前都是不确定的。现在为了避免再有类似情况,我尽量避免参与预测。”
“毒奶”这张标签只是锦上添花的点缀,管泽元一路走到今天,成为S赛决赛解说台上的常客,更多是因为专业、努力与热爱。
就如同S12半决赛GEN被DRX淘汰后,管泽元那番解说词所展现出来的——他有着自己支持的战队,更在工作中保持着超出战队、赛区局限的纯粹热爱,这正是电竞行业很多从业者所缺少的。
尽管解说时金句频出,但管泽元对此并没有刻意追求。“解说工作,在一局甚至一周的比赛里,90%的时间需要稳定地娓娓道来,不出问题。或许有10%是高潮,但不可能满脑子想着这10%。”
伴随着电竞赛事日渐红火,站在台前的从业者们逐渐成为公众人物,赞美与争议也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管泽元对此看得很谈,在他眼中,既然是表达者,就要接受被误解。“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不可能所有人都理解你,更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同你。”
破圈
无论是欧冠、NBA的解说台,抑或少年偶像参加的运动综艺,如今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管泽元的身影。
“年轻时也是在天上摘星星的人,到这个时候宁愿在泥地里打滚也要把球给救回来。”客串NBA解说时,管泽元形容格里芬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很多老球迷。
在中国电竞行业追求大众化、追求“破圈”的时候,管泽元成为了走在最前面的人之一。他跨界的成功,更多是由于自身职业素养过硬。其他领域的观众喜欢他不因为他是“电竞解说”管泽元,而因为他是对这些项目“了解而热爱”的管泽元。
涉足篮球、足球等崭新领域,让管泽元有了横向对比的机会。“在中国,电竞的实力以及整个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程度都是最好的那一批。我去解说其他项目的比赛,更多还是别人的比赛,本土化方面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的电竞赛事直播制作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制作跟直转播的规模以及质量上,我觉得电竞现在是最牛的。以英雄联盟电竞转播规模和制作水准举例,比起很多传统项目要好太多了。”
尽管如此,与历史久远的传统体育行业相比,电竞在文化底蕴方面有着天然的劣势。管泽元认为,以电竞的运行方式和年限,很难出现像传统体育那样的文化,也很难通过单一项目产生文化层面的东西。
“电竞作为一个概括词,包含了太多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项目,电竞的单一项目很难持续较长时间。”他说,电竞行业从业者们目前主要在做的,还是服务眼前的观众和赛事。
采访摘要
Q:你的解说生涯伴随着中国电竞行业的发展,你觉得其改变最大的是哪方面?
A:第一是受众影响,大家对电竞的接受程度更高,电竞赛事赞助商的阵容越来越强大、直转播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各个平台渠道以及媒体都在做跟电竞相关的事情。
第二就是出现了非常多伴生的产业。第三是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在电竞这个项目上的影响力,跟我刚入行那会是不一样的。
Q:你认为LPL的“周末饭堂夜”这类节目,是不是关于电竞文化的有益尝试?
A:我个人认为以电竞的运行方式和年限,很难出现像传统体育那样的文化,也很难通过单一项目产生文化层面的东西。
电竞作为一个概括词,包含了太多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项目,电竞的单一项目很难持续较长时间。我们这些节目在努力,但是目前真正的意义还是服务观众和赛事。
Q:你曾解说NBA、欧冠等比赛,是电竞“破圈”的代表。你觉得传统体育和电竞之间差异最大的是什么?
A:我个人而言,解说工作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电竞解说是所有项目解说中最困难的,也是要求最高的。
在中国,电竞的实力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程度都是最好的那一批,我去解说其他项目的比赛,更多还是别人的比赛,本土化方面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在制作跟直转播的规模以及质量上,我觉得电竞现在是最牛的。以英雄联盟电竞转播规模和制作水准为例,比起很多传统项目要好太多了。
Q:电竞项目解说在光鲜背后,是否也有不为人知的困难?
A:任何事情你想把它做好,背后一定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和代价。应该去学会接受所有它带来的好的和坏的,没有觉得有那么多行业辛酸。
你要接受你是表达者,被误解就是表达者的使命,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不可能所有人都理解你,更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同你。
Q:你觉得电竞解说和电竞选手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A:应该处于一种稍有配合但尽量不要有过多接触或者连带的关系。
毕竟解说是剥离于赛场之外的职业,并没有参与到竞技本身。可以有轻度的关联,比如说有一些专业性的问题,私下请教一下选手,或者说通过官方节目,跟一些选手建立比较良好的交流,但是在解说这份工作当中,你对他们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Q:在你解说过的比赛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场?
A:应该就是2017年在鸟巢解说比赛。我是北京人,家在四环边上。小的时候,从家一出来就能看到鸟巢,能看到它从无到有,一点点建起来。
申奥成功后,作为一个北京人就有那种自豪感——北京要承办奥运会了。鸟巢叫国家体育场,它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体育象征。有一天,你因为工作做得不错,有机会可以在里面去工作。那是你从小看到大,一直仰慕的东西。
Q:你的解说语录有很多,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句?
A:解说工作本身是很难复制的。我会去避免说同样内容,哪怕我觉得它真的很好,但我最多说两次。如果作为一个解说,你在意的是所谓的金句,你很难把工作做好。
解说工作,可能一局游戏甚至一周的比赛里,90%的时间需要做的都是稳定地娓娓道来,不出问题,可能有10%是高潮,但不可能满脑子想着这10%,更需要注意的是怎么让观众舒服。
Q:对于自己所谓的“毒奶”体质,你如何看待?
A:大家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梗去玩,我也欣然接受,但认真讲,任何预测在没有出现结果之前都是不确定的。
最开始出现这个事的时候,我确实预测错的比较多,其实我之后也很多次预测对,但没有人注意。现在为了避免再有类似情况,我尽量避免参与预测。
Q:你也是资深足球迷,卡塔尔世界杯马上开幕了,有没有支持的球队?
A:这还真没有。世界杯肯定最支持的是自己国家,但是在世界杯咱没有国家队。我可能就都看看,没有说特别支持的队伍。
跟最喜欢的俱乐部相关,所以皇马球员肯定会格外关注,要硬说我觉得今年巴西可能会多关注,也是因为它有比较多皇马年轻一代的球员。加之我在足球启蒙的时候巴西强,是比较喜欢巴西国家队的。
Q:很多年轻人想做职业电竞解说,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A:如今,入行电竞行业是比较简单的事情。现在电竞项目、经纪公司都有非常固定且公开的面向社会、校园的招聘,不太会求职无门。
你要做的就是加强自己,无论是学历,还是专业能力。
Q:一些青少年梦想成为职业选手,你作为职业解说和玩家,想给他们什么建议?
A:时代的发展已经不太会出现你想打职业,实力够,但你没有门路这种情况。
任何竞技游戏现在都有其自己的排行榜,只要你的实力够,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玩游戏就能找到工作,因为只要排名够高,就会有人来问你要不要去打职业。
如果你现在想打,努力一段时间,还没有任何人接触你,没有找到所谓的门路,可能你真的不适合这件事。
(记者 王昊)
与名人交往忆事****** 苏戈 我到中新社当记者,是在五十年代初中新社刚成立不久。副社长王纪元同我谈话说:“中新社处于起步阶段,在社会上还没有影响,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特别是要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及文艺界名家为我社撰稿,扩大海外影响。” 那时,当一名文艺记者也有很多困惑。如文艺界名人生活习惯的差异,已经成名的人士不在乎多一次的扬名机会,加上许多人士或单位不认中新社的牌子,所以我开始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人家不理睬摔电话、吃闭门羹,特别是同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共同采访时受到冷落等,让我觉得很伤面子。再加上社内也有很多规矩限制,如要了解外报转载的文章落地情况,只能查看进步报刊,中、“右”的报不得借看等,这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对中新社的了解不断深入,工作逐步开展,我的工作得到绝大多数各界名人及文艺单位的支持与帮助。更有许多青年人对我这份能经常接触明星、歌星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极为羡慕。每当忆起当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我也倍感欣慰,难以忘怀。 老舍先生的幽默与认真 有一次采访老舍先生,我带上介绍信到乃兹府老舍先生宅院(现改为老舍先生纪念馆)。见到老舍先生后,我将信递交过去,先生看了信便问:“中新社和新华社有何不同?”我将中新社是民办通讯社,社长为金仲华,供稿对象是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等一一道来。先生边看介绍信又问:“是民办通讯社?”“是啊!是啊!”先生认真地重复问,我又重复回答。看来先生对“民办”两个字有不解之处,我也无法解答更清楚。这时坐在旁边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姐笑着说:“民办就是民办。”大家互相看着笑了起来。那些年我经常麻烦老舍先生,凡是遇到年节、假日、祖国大庆,便邀请先生为我社撰写文章。只要先生能抽出时间,他绝对愿意帮忙。 如今老舍先生已谢世,他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生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写出最底层人民的疾苦,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貌。老舍先生是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让人永远怀念。 张恨水状告中新社 张恨水是位著名言情小说家,一生撰写了120多部小说,大量的散文、诗词、游记等作品,是位多产作家。他的著名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等多部作品均拍成电影及电视剧,影响极广。我很早就阅读了他的小说,也可以算是他的“粉丝”吧。1956年夏季的一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往西四砖塔胡同一座四合小院拜见张恨水先生。当我推开小院便门时,见到先生和夫人正坐在亭院中八仙桌旁饮茶。夫人很娇小,像是南方人模样。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先生说话语气低沉,言语不多,似乎有心事,或对当下新中国建立不久的环境不适应?当我问起先生近期有何大作时,先生不直接回答,只说没有什么事,很闲,有时在附近遛遛弯。我根据他说的现实情况,提出请先生为我社撰写一篇《北京街头见闻》,先生答应了。我便不打扰,起身告辞。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先生寄来的文章,大约四五千字,交给组长黄嘉锦处理。黄嘉锦组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地下党员、菲律宾归侨,能干,有魄力。他大刀阔斧将张恨水先生文稿压缩成二千字,便发往香港报刊。事过半个多月,王纪元副社长叫组长和我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张恨水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告了中新社,说‘对作者不尊重,不负责任,随意改动作者文章’。”发生这种事对中新社影响很不好,组长和我都挨了批评,我们也做了检讨并吸取了教训。尽管我们给张恨水先生带来不愉快的经历,但先生以大度的胸怀仍应邀为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撰写了多部长篇章回小说,对外报副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此,我们很感谢张恨水先生。 批斗“电影皇帝”崔嵬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导演崔嵬先后拍摄了《青年之歌》、《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多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影片,并在电影《红旗谱》、《宋景诗》、《海魂》中扮演了不同类型的角色。1962年,由《大众电影》读者投票评选的“百花奖”对崔嵬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的朱志忠这一纯朴、善良、勇敢的农民形象给予了极高评价,授予他最佳男演员奖。为此,我写了一篇《访最佳男演员崔嵬》,刊登在《中国新闻》稿本第二部分。此稿很快被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转载,香港《大公报》刊登时将标题改为《电影皇帝”崔嵬》。据了解,当天香港街头报亭《大公报》销量剧增,受到香港居民的欢迎。没料到,“文革”期间,“电影皇帝”这篇改动标题的文章给崔嵬凭空增加了一条罪状。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位延安时的共产党员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被那些不了解内外社会制度区别的群众揪斗不放,吃了不少苦头。“文革”过后我又见到了崔嵬,向他表示谦意,“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崔嵬用他那山东人特有的宏亮嗓音,直爽、坦然地说。是啊!灾难是过去了,如人有再提起那段历史故事,就当笑话讲给后代听吧。 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 1966年“文革”伊始,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通讯组曾两次报道有关京剧艺人言慧珠的文章,这两篇大毒草应受到批判……。我看了大字报很气愤,有同志支持我反唇相讥。我想想还是冷静下来。1960年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时,我采访了她。当时,她是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她向我介绍了培养京剧接班人的情况,并对京剧艺术后继有人充满信心。同年夏季我从上海晚报上看到一则关于言慧珠、俞振飞结婚的短讯,即写信邀请她为我社撰写一篇蜜月旅行见闻之类的文章。言慧珠很热情,很快复信。信中说明:他俩畅游长江,欣赏了祖国美丽山河,看到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等。她还说,他们回上海已过多日,不是新闻了,如需要,请我代笔,用她名字发表。我根据言慧珠的委托及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写了一篇《言慧珠、俞振飞蜜月旅行追忆》,发给香港。香港及海外有些报纸很快采用。因为这种文体的稿件通讯组曾发表过多篇,很受外报欢迎。记得《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稿不仅被多家外报转载,而且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及表扬。言慧珠是著名须生言菊朋的爱女。言慧珠才艺双全,扮相秀美,唱腔清亮圆润,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俞振飞是著名小生,是梅兰芳的搭档,他不仅在国内扬名,而且深受香港、台湾及海外京剧爱好者关注。再说,当年通讯组每三个月就要全面检查所发出的文稿,如有问题早就挨批了;其次,所报道的对象,不是个人喜爱而是因工作需要,符合我社规定的爱国主义报道方针。这场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未能掀起更大地浪花,没过多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 拜见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本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领导给了我这任务,只有服从别无二话。领导交代:请邵力子先生撰写一篇国庆十周年观感,不谈人口问题。我领会了精神,随即前去拜访邵先生。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绍兴人,讲话略带乡音。他是1949年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主要人士之一,主张国共合作,后因谈判破裂,邵先生主动要求留在北京未回台湾,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等要职。邵先生很热情也很健谈,待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很快应允。他认为,建国十周年各方面变化很大,特别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等,给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我采访结束起身告辞时,邵先生又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计划生育及人口问题的文章,接着他很激动地讲道:他曾在1953年时,在一次重大政治决策会议上提出中国人口过多,需要计划生育的观点;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人口问题做了专题发言。邵力子先生说:人口多是好事,但在经济和物质不够发达的社会环境中,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他的观点有三方面:第一,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第二,生子女多对妇女身体健康不利;第三,对儿童成长教育不利。我聆听了邵力子先生关于人口问题见解与观点,极为敬佩和赞同。但是当年有关人口问题的政策是学苏联,是国策。这一观点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表示同意?我做为一名记者更不敢随意表态。先生看我没任何表情,一定是大失所望。很遗憾,如果先生不在“文革”中故去,如果先生能活到现在,看到中国人口增势得到控制,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定会感到欣慰。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快盈官网地图 |